【简介】

　　高行健（1940—　） ，原籍江苏泰州，出生于江西赣州。目前为法籍华人。2000年10月12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年60岁。事后报导中称他为剧作家、画家、小说家、翻译家、导演和评论家。不过，高行健早期在国内，是以创作先锋戏剧著称。他与铁路话剧团创作员刘会远（中共元老谷牧的儿子）合作创作了《车站》《绝对信号》等话剧，由北京人艺演出，引起轰动。后来他又写了《野人》，采用更多探索手法，更展现出艺术魄力和深邃的历史感。《绝对信号》一剧，被列入“共和国50年10部戏剧”。高行健在大陆发表的作品不多，他在1981年发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说评论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引起了关于现代主义小说的争论，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

　　他的剧作集《彼岸》（The Other Shore）在1986年在大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遭北京当局禁演，翌年他即离开中国大陆赴法国，隔年再以政治难民的身分定居巴黎市郊的巴纽里，加入法国国籍。因此高行健的主要作品例如长篇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都只能在海外出版。他的画作也已在欧洲和美国展出。在报章中，有人称他为大陆异议作家。（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和繁体两版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另有其戏剧《山海经传》，和
其文艺理论著作《没有主义》）

【年表】

　　1962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任中国国际书店翻译。
　　1971——1974到干校劳动，后来在皖南山区农村中学任教。
　　1975年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
　　1977年调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
　　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
　　1979年发表散文《巴金在巴黎》，中篇小说《寒夜的星辰》。
　　1981年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创作《绝对信号》（与刘会远合作）《车站》《野人》等剧作，引起很大反响，并因其新的戏剧观念和思想内涵而发生争议。他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戏剧手法，突破了话剧传统的时间结构，拓宽了戏剧表现空间，探索新的戏剧观念包括舞台观念。论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提出了新的文学观，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等，引起广泛的注意和争论。论文《谈小说观和小说技巧》也在1983年遭到批判。
　　1988年，以政治难民的身分定居巴黎市郊的巴纽里。另外还出版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理论著作《现代戏剧手段初探》、《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和戏剧作品集《高行健戏剧集》等。
1997年，加入法国籍。
　　20世纪90年代定居法国，继续从事创作和绘画，出版小说《灵山》等。
　　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华人作家，但是他的得奖在中国大陆引起争议。有些人认为中国有很多作家更加优秀，他的得奖是因为他的反共政治立场所致，有的人反对前者的说法，认为这在中国文学有着积极的意义。有人称他为大陆异议作家。

【作品一览】

　　１、戏剧
　　《绝对信号》、《野人》、《车站》、《模仿者》、《躲雨》、《行路难》、《喀巴拉山》、《独白》、《冥城》、《彼岸》、《逃亡》、《生死界》、《对话与反诘》、《夜游神》、《山海经传》、《周末四重奏》（最新戏剧作品）

　　２、小说及评论集
　　《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给我老爷买鱼竿》、《有只鸽子叫红唇儿》、《没有主义》、《现代小说技巧初探》、《高行健戏剧集》、《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

【有关说明】

　　人民网专稿《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文章从诺贝尔遗著谈起，对比这次评奖的标准、规程等，得出如题的结论。结论认为：“这次文学评选，可以说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不论从评选的衡量尺度、工作方法和评选人组成看，诺贝尔基金会都必须做彻底改革。对此，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早就提出多次呼吁，这次文学评奖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呼吁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如果诺贝尔基金会需要诺贝尔奖金保持信誉，那就应该听取世界各国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呼声，趁早开始彻底改革。”




[高行健和诺贝尔]
当地时间2000年10月12日13：00(北京时间12日19：00)，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华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学院认为，“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然而，这位走向了世界的文学家，也是当代华语读者圈的陌生者。当他的获奖消息在互联网上迅速传开时，网友也在相互打听——高行健究竟是谁？
　　高行健究竟是谁呢？这位中国实验戏剧的先行者，剧目在全世界演出，1992年曾获法国政府艺术大奖，目前定居在法国。
　　他第一个圆了中文作家百年诺贝尔梦，然而他的身份证上注明是法籍；我们熟悉他早期的剧作，但那都是些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实验；后期他着力书写中国的“过去”，然而他的读者却少有了国人……
　　高行健曾经有部戏叫《彼岸》，这个名字似乎正成了他今日获奖的一个隐喻——
　　
戏剧美学：
　　　高行健第一部重要的戏剧作品是无场次话剧《绝对信号》（与刘会远合作）剧中写待业青年黑子与少女蜜蜂相爱，但因为没有经济来源而无法结婚，在黑子迷惘彷徨之际，一个车匪利用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心理，与他密谋一起合伙盗车。结果他们扒上了由小概担任见习车长的一节守车，小概是黑子的中学同学，他也深深爱着蜜蜂，而当列车开出不久，蜜蜂碰巧也搭上了这节车厢。由此在车厢十分有限的时空中，围绕着黑子、小概、蜜蜂之间的恋爱关系，以及老车长与车匪的较量，展开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最后黑子经过一番痛苦的心灵挣扎，猛然醒悟，他与车匪在搏斗中双双倒下，小概在老车长的指示下亮起红灯（绝对信号），列车安全进站。如果仅仅从剧情来看，这个故事并无多少新意：作品所着力描写的是像黑子这样的年轻人从内心的失落中重新找到理想与信念、重新理解做人的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的心路历程，基本未脱出“社会问题剧”的模式。但高行健却赋予这样一个有些老套的故事以十分新鲜的戏剧形式，这主要体现在他打破传统的戏剧表现手法，作了现代主义戏剧技巧的实验和尝试。
　　《绝对信号》的艺术创新首先体现在一种主观化的时空结构方式上。情节的展开不单单依循传统戏剧的“现在进行式”的客观时序，即在通常情况下，戏剧总是会按照时间顺序来展现正在发生的事件，但在《绝对信号》中，却既展示了正在车厢里发生的事件，同时又不断通过人物的回忆闪出过去的事件，或把人物的想象和内心深处的体验外化出来，使实际上没有发生的事件也在舞台上得到展现。如黑子在车上与蜜蜂重逢后，舞台上经过光影和音响的变化而把时间拉回到过去，演出了他与蜜蜂的相爱、迫于生存的烦恼和他被车匪拉拢、怂恿的心理变化；又如当列车三次经过隧道时，舞台全部变暗，只用追光打在人物的脸上，分别展示了黑子、蜜蜂和小概想象的情景，使三个人之间的内心矛盾和盗车之前的紧张心态得到有力度的刻画，另一方面，也更为深在地揭示出人物内在的性格特征。由于这种打乱正常时序的时空表现，在舞台上便出现了现实、回忆和想象三个时空层次的叠化和交错，从而使整出戏呈现出异常的主观色彩，剧情的发展也更加贴近于人物的心理逻辑。与此相关的是，剧中增多了“内心表现”的成分，除了把人物内心的想象和回忆外化为舞台场面之外，还多次以夸张的形式出现了人物之间的“内心的话”，以人物的内心交流或心理交锋来推动剧情的发展。如黑子和蜜蜂在车厢里相逢时，舞台全暗，只有两束白光分别投在他们身上，他们在火车行进的节奏声和心跳的“怦怦”声中进行心灵的交谈。又如车长和车匪在最后亮牌之前的心理交锋，舞台上的人物都定格不动，两人展开一番激烈的内心较量。
　　此外，这出戏在舞台语言方面也有许多创新，比如大量运用了超现实的光影和音响，不仅是为了调整场赴，还更加突现出了人物的主观情绪，如黑子回忆与蜜蜂恋爱时打出的蓝绿色光和优美抒情的音乐，小概回忆向蜜蜂求爱时的红光与光明而热情的号声，黑子在想象自己犯罪时的全场岗暗与无调性的嘈杂音乐，小概想象自己面对黑子犯罪的复杂心理时的白色追光与由打击乐器演奏的无调性音乐等等，都各各不同地深入刻画出了人物的内心感受，从整体上为剧情的展开和人物的塑造铺垫出了一层非常强烈的主观效果。
　　应该说《绝对信号》中的艺术探索还只是局限在技巧方面，尽管剧中对黑子这个人物的刻画隐约透出了一种虚无和反叛的倾向，似乎可以看作是后来《无主题变奏》等小说的先声，但在这个作品中，由于老车长的正面教育意义被过度地突出了，因而不可能给这种朦胧的现代意识留出充分展现的空间。《绝对信号》在80年代初期的文坛上出现，其最大的意义可能就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审美感受，与王蒙的《春之声》、《夜的眼》等“东方意识流”小说相似，它是在形式与技巧创新的层面上为中国当代文学开拓了新的向度，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兴起过程的一个特殊环节。
　　（摘自《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瞬间》：高行健的新戏剧美学


　　中国的实验戏剧是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具体哪一出可称为开山戏，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从时间上来看，高行健的《瞬间》应该是走在前面的。
　　那部戏，全剧只有一个女性人物的独白，几乎没有任何动作。说话的女人自称“她”，自述与男人之间的腻烦情绪，当她感到寂寞难忍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四肢开始脱落。
　　这部戏里面，全部的戏剧张力是倚靠舞台灯火和独白时的台词，讲述个人从性的痛苦和成长的痛苦得到解脱后，自我成了非本人或他人可观察之物，也成了非本人或他人可言说之物。
　　高行健用这部戏阐释了他的新戏剧美学，也为后来者提供了许多实验戏剧继续发展的空间。

我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把我推上这讲坛，由种种机缘造成的这偶然，不妨称之为命运。上帝之有无且不去说，面对这不可知，我总心怀敬畏，虽然我一直自认是无神论者。
　  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纪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拟的。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
    作家也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可能还更为敏感，而过于敏感的人也往往更为脆弱。一个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说的话，那声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这种个人的声音倒更为真实。
    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文学也只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文学恰恰面临这种不幸，而且较之以往的任何时代，留下的政治与权力的烙印更深，作家经受的迫害也更甚。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这并不是说文学就一定脱离政治，或是文学就一定干预政治，有关文学的所谓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倾向，诸如此类的论战也是上一个世纪折腾文学的一大病痛。与此相关的传统与革新，弄成了保守与革命，把文学的问题统统变成进步与反动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而意识形态一旦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变成现实的势力，那么文学与个人便一起遭殃。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而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都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地。以革命的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导致公然禁  书、烧书。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和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来无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无比艰难，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
  　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言语的作家，如果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回顾文学史，从东方到西方莫不如此，从屈原到但丁，到乔伊斯，到托马斯．曼，到索忍尼辛，到一九八九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的流亡，这也是诗人和作家还要保持自己的声音而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毛  泽  东实施全面专政的那些年代里，却连逃亡也不可能。曾经蔽护过封建时代文人的山林寺庙悉尽扫荡，私下偷偷写作得冒生命危险。一个人如果还想保持独立思考，只能自言自语，而且得十分隐秘。我应该说，正是在文学做不得的时候我才充分认识到其所以必要，是文学让人还保持人的意识。
    自言自语可以说是文学的起点，藉语言而交流则在其次。人把感受与思考注入到语言中，通过书写而诉诸文字，成为文学。当其时，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甚至想不到有朝一日能得以发表，却还要写，也因为从这书写中就已经得到快感，获得补偿，有所慰藉。我的长篇小说《灵山》正是在我的那些已严守自我审查的作品却还遭到查禁之时著手的，纯然为了排遣内心的寂寞，为自己而写，并不指望有可能发表。
    回顾我的写作经历，可以说，文学就其根本乃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书写其时便已得到肯定。文学首先诞生于作者自我满足的需要，有无社会效应则是作品完成之后的事，再说，这效应如何也不取决于作者的意愿。

文学史上不少传世不朽的大作，作家生前都未曾得以发表，如果不在写作之时从中就已得到对自己的确认，又如何写得下去？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作者，这四大才子的生平如今同莎士比亚一样尚难查考，仅留下了施耐庵的一篇自述，要不是如他所说，聊以自慰，又如何能将毕生的精力投入生前无偿的那宏篇钜制？现代小说的发端者卡夫卡和二十世纪最深沉的诗人费尔南多．毕索瓦不也如此？他们诉诸语言并非旨在改造这个世界，而且深知个人无能为力却还言说，这便是语言拥有的魅力。
    语言乃是人类文明最上乘的结晶，它如此精微，如此难以把握，如此透彻，又如此无孔不入，穿透人的感知，把人这感知的主体同对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通过书写留下的文字又如此奇妙，令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即使是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的人，也能得以沟通。文学书写和阅读的现时性同它拥有的永恒的精神价值也就这样联系在一起。
    我以为，现今一个作家刻意强调某一种民族文化总也有点可疑。就我的出生、使用的语言而言，中国的文化传统自然在我身上，而文化又总同语言密切相关，从而形成感知、思维和表述的某种较为稳定的特殊方式。但作家的创造性恰恰在这种语言说过了的地方方才开始，在这种语言尚未充分表述之处加以诉说。作为语言艺术的创造者没有必要给自己贴上个现成的一眼可辨认的民族标签。
    文学作品之超越国界，通过翻译又超越语种，进而越过地域和历史形成的某些特定的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深深透出的人性乃是人类普遍相通的。再说，一个当今的作家，谁都受过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响，强调民族文化的特色如果不是出于旅游业广告的考虑，不免令人生疑。
    文学之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也超越民族意识，如同个人的存在原本超越这样或那样的主义，人的生存状态总也大于对生存的论说与思辨。文学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普遍关照，没有禁忌。对文学的限定总来自文学之外，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习俗的，都企图把文学裁剪到各种框架里，好作为一种装饰。
    然而，文学既非权力的点缀，也非社会时尚的某种风雅，自有其价值判断，也即审美。同人的情感息息相关的审美是文学作品唯一不可免除的判断。诚然，这种判断也因人而异，也因为人的情感总出自不同的个人。然而，这种主观的审美判断又确有普遍可以认同的标准，人们通过文学薰陶而形成的鉴赏力，从阅读中重新体会到作者注入的诗意与美，崇高与可笑，悲悯与怪诞，与幽默与嘲讽，凡此种种。
    而诗意并非只来自抒情。作家无节制的自恋是一种幼稚病，诚然，初学写作时，人人难免。再说，抒情也有许许多多的层次，更高的境界不如冷眼静观。诗意便隐藏在这有距离的观注中。而这观注的目光如果也审视作家本人，同样凌驾于书中的人物和作者之上，成为作家的第三只眼，一个尽可能中性的目光，那么灾难与人世的垃圾便也经得起端详，在勾起痛苦、厌恶与恶心的同时，也唤醒悲悯、对生命的爱惜与眷恋之情。
    植根于人的情感的审美恐怕是不会过时的，虽然文学如同艺术，时髦年年在变。然而，文学的价值判断同时尚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唯新是好，这也是市场的普遍运作的机制，书市也不例外。而作家的审美判断倘若也追随市场的行情，则无异于文学的自杀。尤其是现今这个号称消费的社会，我以为恰恰得诉诸一种冷的文学。
    十年前，我结束费时七年写成的《灵山》之后，写了一篇短文，就主张这样一种文学：
    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作家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著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为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大光荣。

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精神上的一种交流，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得以沟通。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愿。因此，文学对于大众不负有甚么义务。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称之为冷的文学。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抗这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为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满足。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能出版，更别说造成甚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埋头从事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偿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的认可，只自得其乐。
    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让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学，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该是这个民族的悲哀。
    我居然在有生之年，有幸得到瑞典文学院给予的这巨大的荣誉与奖赏，这也得力于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多年来不计报酬，不辞辛苦，翻译、出版、演出和评介我的作品，在此我就不一一致谢了，因为这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名单。
  我还应该感谢的是法国接纳了我，在这个以文学与艺术为荣的国家，我既赢得了自由创作的条件，也有我的读者和观众。我有幸并非那么孤单，虽然从事的是一种相当孤独的写作。
    我在这里还要说的是，生活并不是庆典，这世界也并不都像一百八十年来未有过战争如此和平的瑞典，新来临的这世纪并没有因为经历过上世纪的那许多浩劫就此免疫。记忆无法像生物的基因那样可以遗传。拥有智能的人类并不聪明到足以吸取教训，人的智能甚至有可能恶性发作而危及到人自身的存在。
    人类并非一定从进步走向进步。历史，这里我不得不说到人类的文明史，文明并非是递进的。从欧洲中世纪的停滞到亚洲大陆近代的衰败与混乱乃至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杀人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并不随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就一定更趋文明。
  　以一种科学主义来解释历史，或是以建立在虚幻的辩证法上的历史观来演绎，都未能说明人的行为。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乌托邦的狂热和不断革命如今都尘埃落地，得以幸存的人难道不觉得苦涩？
    否定的否定并不一定达到肯定，革命并不就带来建树，对新世界的乌托邦以铲除旧世界作为前提，这种社会革命论也同样施加于文学，把这本是创造的园地变为战场，打倒前人，践踏文化传统，一切从零开始，唯新是好，文学的历史也被诠释为不断的颠覆。
    作家其实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弄得自己精神错乱变成狂人，也把现世变成幻觉，身外全成了炼狱，自然活不下去的。他人固然是地狱，这自我如果失控，何尝不也如此？弄得自己为未来当了祭品且不说，也要别人跟著牺牲。
    这二十世纪的历史不必匆匆去作结论，倘若还陷入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的废墟里，这历史也是白写的，后人自会修正。
  作家也不是预言家，要紧的是活在当下，解除骗局，丢掉妄想，看清此时此刻，同时也审视自我。自我也一片混沌，在质疑这世界与他人的同时，不妨也回顾自己。灾难和压迫固然通常来自身外，而人自己的怯懦与慌乱也会加深痛苦，并给他人造成不幸。
    人类的行为如此费解，人对自身的认知尚难得清明，文学则不过是人对自身的观注，观审其时，多少萌发出一缕照亮自身的意识。
    文学并不旨在颠覆，而贵在发现和揭示鲜为人知或知之不多，或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甚了了的这人世的真相。真实恐怕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

这新世纪业已来临，新不新先不去说，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随同意识形态的崩溃大抵该结束了。笼罩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乌托邦的幻影已烟消云散，文学摆脱掉这样或那样的主义的束缚之后，还得回到人的生存困境上来，而人类生存的这基本困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也依然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这是个没有预言没有许诺的时代，我以为这倒不坏。作家作为先知和裁判的角色也该结束了，上一个世纪那许许多多的预言都成了骗局。对未来与其再去制造新的迷信，不如拭目以待。作家也不如回到见证人的地位，尽可能呈现真实。
   这并非说要文学等同于纪实。要知道，实录证词提供的事实如此之少，并且往往掩盖住酿成事件的原因和动机。而文学触及到真实的时候，从人的内心到事件的过程都能揭示无遗，这便是文学拥有的力量，如果作家如此这般去展示人生存的真实状况而不胡编乱造的话。
    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这是文字游戏和写作技巧无法替代的。诚然，何谓真实也众说纷纭，而触及真实的方法也因人而异，但作家对人生的众生相是粉饰还是直陈无遗，却一眼便可看出。把真实与否变成对词义的思辨，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某种文学批评的事，这一类的原则和教条同文学创作并没有多大关系。
    对作家来说，面对真实与否，不仅仅是个创作方法的问题，同写作的态度也密切相关。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下笔是否真诚，在这里，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作家并不承担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尽展示，同时也将自我袒裎无遗，连人内心的隐秘也如是呈现，真实之于文学，对作家来说，几乎等同于伦理，而且是文学至高无上的伦理。
    那怕是文学的虚构，在写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手下，也照样以呈现人生的真实为前提，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不朽之作的生命力所在。正因为如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永远也不会过时。
    文学并不只是对现实的摹写，它切入现实的表层，深深触及到现实的底蕴；它揭开假象，又高高凌驾于日常的表象之上，以宏观的视野来显示事态的来龙去脉。
    当然，文学也诉诸想像。然而，这种精神之旅并非胡说八道，脱离真实感受的想像，离开生活经验的根据去虚构，只能落得苍白无力。作者自己都不信服的作品也肯定打动不了读者。诚然，文学并非只诉诸日常生活的经验，作家也并不囿于亲身的经历，耳闻目睹以及在前人的文学作品中已经陈述过的，通过语言的载体也能化为自己的感受，这也是文学语言的魅力。
    如同咒语与祝福，语言拥有令人身心震荡的力量，语言的艺术便在于陈述者能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他人，而不仅仅是一种符号系统、一种语义建构，仅仅以语法结构而自行满足。如果忘了语言背后那说话的活人，对语义的演绎很容易变成智力游戏。
    语言不只是概念与观念的载体，同时还触动感觉和直觉，这也是符号和信息无法取代活人的言语的缘故。在说出的词语的背后，说话人的意愿与动机，声调与情绪，仅仅靠词义与修辞是无法尽言的。文学语言的涵义得由活人出声说出来才充分得以体现，因而也诉诸听觉，不只以作为思维的工具而自行完成。人之需要语言也不仅仅是传达意义，同时是对自身存在的倾听和确认。
    这里，不妨借用笛卡儿的话，对作家而言，也可以说：我表述故我在。而作家这我，可以是作家本人，或等同于叙述者，或变成书中的人物，既可以是他，也可以是你，这叙述者主体又一分为三。主语人称的确定是表达感知的起点，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叙述方式。作家是在找寻他独特的叙述方式的过程中实现他的感知。
    我在小说中，以人称来取代通常的人物，又以我、你、他这样不同的人称来陈述或关注同一个主人公。而同一个人物用不同的人称来表述，造成的距离感也给演员的表演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内心的空间，我把不同人称的转换也引入到剧作法中。

说或戏剧作品都没有也不可能写完，轻而易举去宣布某种文学和艺术样式的死亡也是一种虚妄。
　　与人类文明同时诞生的语言有如生命，如此奇妙，拥有的表现力也没有穷尽，作家的工作就在于发现并开拓这语言蕴藏的潜能。作家不是造物主，他既铲除不了这个世界，那怕这世界已如此陈旧。他也无力建立甚么新的理想的世界，那怕这现实世界如此怪诞而非人的智力可以理解，但他确实可以多多少少作出些新鲜的表述，在前人说过的地方还有可说的，或是在前人说完了的地方才开始说。
　　对文学的颠覆是一种文学革命的空话。文学没有死亡，作家也是打不倒的。每一个作家在书架上都有他的位置，只要还有读者来阅读，他就活了。一个作家如果能在人类已如此丰盛的文学库存里留得下一本日后还可读的书该是莫大的慰藉。
　　然而，文学，不论就作者的写作而言，还是就读者阅读而言，都□在此时此刻得以实现，并从中得趣。为未来写作如果不是故作姿态，也是自欺欺人。文学为的是生者，而且是对生者这当下的肯定。这永恒的当下，对个体生命的确认，才是文学之为文学而不可动摇的理由，如果要为这偌大的自在也寻求一个理由的话。
　　不把写作作为谋生的手段的时候，或是写得得趣而忘了为甚么写作和为谁写作之时，这写作才变得充分必要，非写不可，文学便应运而生。文学如此非功利，正是文学的本性。文学写作变成一种职业是现代社会的分工并不美妙的结果，对作家来说，是个十足的苦果。
　　尤其是现今面临的这时代，市场经济已无孔不入，书籍也成了商品。面对无边无际盲目的市场，别说孤零零一个作家，以往文学派别的结社和运动也无立足之地。作家要不屈从于市场的压力，不落到制作文化产品的起步以满足时兴的口味而写作的话，不得不自谋生路。文学并非是畅销书和排行榜，而影视传媒推崇的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作的是广告。写作的自由既不是恩赐的，也买不来，而首先来自作家自己内心的需要。
   说佛在你心中，不如说自由在心中，就看你用不用。你如果拿自由去换取别的甚么，自由这鸟儿就飞了，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作家所以不计报酬还写自己要写的，不仅是对自身的肯定，自然也是对社会的某种挑战。但这种挑战不是故作姿态，作家不必自我膨胀为英雄或斗士，再说英雄或斗士所以奋斗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便是要建立一番功勋，那都是文学作品之外的事情。作家如果对社会也有所挑战，不过是一番言语，而且得寄托在他作品的人物和情境中，否则只能有损于文学。文学并非愤怒的呐喊，而且还不能把个人的愤慨变成控诉。作家个人的情感只有化解在作品中而成为文学，才经得起时间的损耗，长久活下去。
    因而，作家对社会的挑战不如说是作品在挑战。能经久不朽的作品当然是对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一个有力的回答。其人其事的喧嚣已荡然无存，唯有这作品中的声音还呼之即出，只要有读者还读的话。
    诚然，这种挑战改变不了社会，只不过是个人企图超越社会生态的一般限定，作出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姿态，但毕竟是多多少少不寻常的姿态，这也是做人的一点骄傲。人类的历史如果只由那不可知的规律左右，盲目的潮流来来去去，而听不到个人有些异样的声音，不免令人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正是对历史的补充。历史那巨大的规律不由分说施加于人之时，人也得留下自己的声音。人类不只有历史，也还留下了文学，这也是虚枉的人却也还保留的一点必要的自信。
    尊敬的院士们，我感谢你们把诺贝尔这奖给了文学，给了不回避人类的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而又不为政治效劳独立不移的文学。我感谢你们把这最有声誉的奖赏给了远离市场的炒作不受注意却值得一读的作品。同时，我也感谢瑞典文学院让我登上这举世注目的讲坛，听我这一席话，让一个脆弱的个人面对世界发出这一番通常未必能在公众传媒上听得到的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然而，我想，这大抵正是这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谢谢诸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 本帖最后由 死亡骑士 于 2008-7-6 19:17 编辑 ]

《灵山》：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高行健 灵山 被禁的原因:于高行健1987年流亡法国，以“政治难民”身份在巴黎定居。基于他的政治 立场，大陆当局对当然是持否定态度的。自1989年以后，他的作品在大陆也基本上 看不到。因此大陆的人们对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褒贬不一，名人们的表态 也很为难而慎重。
高行健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以后，在媒体上特别是网络上能够 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反应，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反应，主要有如下一些：10月13日，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把奖项颁发给高行健，“有不 可告人的政治图谋”。
接着《人民日报》以《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 感情》为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51周年华诞，举国欢腾，全国各族人民共庆这一象征中 华民族彻底推翻三座大山，真正站立起来的伟大日子。然而，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 上的瑞典文学院里，一场闹剧正在上演。一小撮对中国人民怀有极不健康心理的所 谓文学专家，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将新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现居 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学院的倒行逆施，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 情，这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
诺贝尔文学奖揭开了中国人民淤积在心底的历史伤痕。早在19xx年，我国伟大 的语言大师，著名话剧《龙须沟》的作者老舍先生即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 竞争者。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老舍先生不幸逝世。而瑞典人竟敢冒天下之 大不韪，冒着伤害中国人民脆弱心灵的危险，将一半已经放在老舍先生手里的诺贝 尔文学奖强行颁给曰本的川端康成。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这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 行为！据此，我们可以认定，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 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
瑞典文学院在给高行健的“颁奖书”中说，“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 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首先我们要 问，其作品何在？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几人知道什么高行健？其知名度，即使 较之其东洋兄弟高仓健，便差之远矣，更不要说广受人民爱戴的两岸三地知名作家 如琼瑶、金庸、余秋雨了。其次，什么叫“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创了新的道路”？
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早在唐朝就有剧本出现，在元朝更有光宗耀祖的伟大艺术 形式元曲从天而降，中华5000年戏剧史怎能为一个区区的高行健而改写？自欺岂能 欺人，欲盖反而弥彰。

看完《人民日报》的文章，我笑得快要抽过去了~~~文革那一套搬出来了不说，琼瑶阿姨都上台面了。最搞笑的是搬出老舍先生，老舍先生是1966年去世的，至于什么原因，大家都知道，是谁造成的，也不用我多说，关人家瑞典文学院什么事儿？至于1968年曰本作家川端康成获诺贝尔文学奖怎么又成了倒行逆施？中国作家协会能把川端先生这样的大师一棒子打倒，真是穷凶极恶至极了，居然还扯到中日关系上，真不知道是谁把文学政治化。话说回来，老舍先生已经去世两年，莫非还得颁给一个类似卡尔费尔德的终生成就不可？万一真的颁给了，还不知道老舍先生要背怎样的恶名呢。
再看这几句：“瑞典文学院在给高行健的‘颁奖书’中说，‘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 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首先我们要 问，其作品何在？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几人知道什么高行健？” 说的正是这个问题呢，你们把人家封杀了。作品不允许在国内发表，然后虚张声势掩耳盗铃的问出这么一句，自己不觉得自相矛盾可笑至极吗？
看完文章，只有一个感想，天天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对《人民日报》和作家协会这样的流氓组织和跳梁小丑，眼睛耳朵都该洗洗了。

[ 本帖最后由 死亡骑士 于 2008-7-6 20:00 编辑 ]

占楼。我要争取占满先生所有帖子的沙发。。。

我是知道你的实力……